《纽约时报》揭苹果中国血汗工厂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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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时报》揭苹果中国血汗工厂内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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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转贴自：东方早报 点击数：244 更新时间：2012-1-31 文章录入：pe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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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开始的时候，苹果公司还在为创纪录的季度利润而洋洋得意，然而到了上周结束的时候，该公司则经历了一场公共关系的“大退步”。
“恐怖工厂”
1月26日，《纽约时报》A1版头条以“In China，Human Costs Are Built Into an iPad”为题，披露了苹果在中国组装iPad和iPhone的工厂剥削工人的现象。这一采访了36位现任或前任苹果雇员及苹果供应商的深度调查报道，重新点燃了媒体对苹果“血汗工厂”的兴趣。
被称为美国2010年度最具影响力男性的斯图尔特(Jon Stewart)在喜剧中心电视台(Comedy Central)的脱口秀节目里，把苹果巨大的利润幕后的富士康工厂讥讽为“恐怖工厂”(Fear Factory)，这次公共关系事件对苹果造成的打击因而又被推高了一个层级。(编注：在截至去年12月的财季，苹果公司的销售额和利润都创下了新纪录。其中销售额大涨了73%，至463亿美元;利润则翻了一倍还多，至131亿美元。根据数据提供商Capital IQ的数据，这一业绩使得苹果的现金储备达到了976亿美元。)
苹果面临的问题在于，在幽默而令人震惊的新闻标题背后，有关中国大陆工厂的很多真相被揭露了出来，这足以令苹果的客户感到被冒犯，并最终对该公司的金字招牌造成损害。(编注：根据《纽约时报》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56%的受调查者认为苹果公司完美无缺;14%的人认为苹果公司最大的缺点是它的产品过于昂贵;只有2%的回应者提到了海外劳动力问题。)
出厂速度
堪忧的是，追究责任以及改进当前的状况远非易事。(编注：一些苹果的前任高管向《纽约时报》透露，违规情况屡屡发生的原因之一是，一旦苹果与核心供应商发生冲突，或影响到新产品出厂的速度，从而威胁苹果的竞争优势。据《纽约时报》披露，去年10月去世的乔布斯在2010年一次业内会议中曾谈及苹果与供应商的关系：“我认为苹果对于其供应链各个公司的工作条件的了解以及付出的努力，恐怕是业内做得最好的。”)
《纽约时报》的重磅报道出炉后，苹果的首席执行长库克随即给全体员工发出电邮，对有关供应商不安全工作条件的报道表达了极端愤慨，并承诺加强审计。(编注：在外界的一再要求下，本月初，苹果公司首次公布了全部主要供应商的名单。但苹果并未公布其间接供应商的名单。此外，在公布的供应商名单中，苹果没有透露任何有关其工厂地点的信息。不仅如此，权益组织表示，他们曾试图检查苹果供应商的运营情况，但却被告知其将无法踏入大门一步，而这一禁令直接来自于苹果公司。)
姑且不论“愤慨”是否能打消外界的质疑，应该记住的是，苹果只是以富士康为组装供应商的众多国际公司当中的一个，其他公司还包括诺基亚、戴尔和微软等。
2010年，富士康工厂就曾发生过一系列员工自杀事件，当时媒体对此进行过广泛报道。富士康在中国的雇员人数逾100万。
自杀事件发生之后，富士康不但给员工加薪，还开通了帮助热线，拉上了安全网，防止员工跳楼。富士康员工的底薪从每月1200元提高到了2000元。但这些显然未能阻止媒体继续“口诛笔伐”。
因为“体积庞大”的缘故，富士康每每吸引众多关注的目光。在富士康深圳厂区工作和生活的员工数量超过了30万，相当于一个小镇的人口。(编注：1月22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披露，2011年2月，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参与的硅谷杰出人物聚餐上，奥巴马向当时仍在世的苹果创始人乔布斯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让苹果iPhone(参数 图片 样张 评测)、iPad在美国制造？为什么不能把这些工作机会带回家？当时，乔布斯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这些工作不会回来。”《纽约时报》为此列举了一个细节：某次，就在iPhone上架销售前几周，苹果改进了制造设计，主要是涉及显示屏的设计，这使得此前准备的组装线要彻底重置。新的显示屏近半夜才被送到中国工厂。当夜，工厂领班立即叫醒了8000名工人，每人发了一杯茶和一包饼干。这些工人在半夜12点换班中，半小时即到位将新的显示屏装入机器。仅仅96小时，该工厂完成了日产10万台的iPhone量。)
中国式转型
尽管工人们住的很可能仍是局促的公共宿舍，但过去10年来，深圳已经转变成一个高楼林立、地铁发达、路上新车川流不息的城市。
在中国引人注目的经济发展的幕后，有大约1.2亿农民工在辛苦劳作，他们大多在条件艰苦的厂区里生活和工作。
农民工面临的苦闷前景是，由于数十年来存在的户口制度，他们不能像当地人一样享受住房、教育、医疗等居民福利，差不多成了二等公民。
中国的工业转型已经进行了20余年，在中国开始工业化进程之初，这样一种体系或许还能说得通，但眼下这样做，不可避免地在促使紧张关系升级。
户口制度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它使农民工家庭难以在新的地方安置下来。估计有5800万农民工子女成为留守儿童，由亲戚或福利院照顾。
围绕改革户口制度反复进行了讨论，但目前为止却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其面临的一个难题是，不仅是企业从户口制度带来的顺从的廉价劳动力中获益，地方政府也得到了好处。任何改革都将意味着收入进行重新分配!
然而，众所周知，中国需要恢复经济的平衡，以便从投资向消费倾斜。中国的经济在全球表现突出，而家庭消费率却处于前所未有的低点，只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6%。
看起来再明显不过的是，第一步将是解除对这些农民工的束缚，允许他们安居乐业。记者最近在走访广东惠州期间体会到了中国失衡经济的现实。在那里，工厂旁边就是不断扩张的尚无人居住的住宅楼。
对此类现象常见的回答是，中国缺乏推进户口改革所需的政治共识。
与此同时，苹果和其他跨国公司会辩称，它们只是在遵守当地的规定。
这或许可以理解，但这种局面还能维持多久，特别是如果它开始冒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苹果消费者的时候？
毕竟，如果消费者心甘情愿要求购买有机柴鸡蛋，那么距离他们要求购买由有基本尊严的工人所生产的智能手机或许也不太远了。
这一事件的发展还有待观察。这回不太可能是苹果或中国政府方面在这个棘手问题上的最终发言。
随着国际媒体把目光转移到中国条件恶劣的制造业，中国方面也势必将为此感到不安。
以下为《纽约时报》报道全文：
(《纽约时报》记者Charles Duhigg, David Barboza发自中国成都)2011年五月一个周五的夜晚，爆炸的冲击波穿透了A5大楼。火光四射，声音震天，扭曲的金属管像被丢弃的稻草一样四处散落。在食堂吃饭的工人们跑到空地上，眼见窗户震裂，滚滚黑烟正不断从里面冒出。爆炸事发地点是生产iPad一个抛光车间。在那里，工人们每天都要为iPad打磨成千上万的铝制外壳。
两人当场确认死亡，十数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到救护车上，有一位伤势特别明显：他的面部已经血肉模糊，被爆炸的冲击力和高温灼得不像样子。他的五官已无法辨认，原本鼻子和嘴巴的地方只能看到红黑一片。
远在老家的伤者父亲接到了电话。六个月以前，23岁的赖小东搬到距家乡绵阳市3小时车程的成都市上班。这里有着全世界规模最大、产率最高、设备最精密的制造体系。这个庞大的体系足以让苹果以及数百家科技公司的电子产品以他们能设想到的最快速度制造出来。赖小东成为了数百万支撑这个庞大体系运作的“人肉齿轮”中的一个。
“你是赖小东的父亲吗？你儿子出事了。赶紧来医院吧。”电话那头的人说。
在过去的十年里，苹果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资金最多、最成功的企业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对全球制造业的掌控。由于精于通过转移生产地点控制成本，苹果和其他美国的高科技公司，以及美国的各色产业，在创新工业中的发展速度堪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但是，根据《纽约时报》对工人、业内分析人士的采访，以及相关的公司文件，组装和制造iPhone, iPad等电子产品的工人却时常在艰苦、甚至致命的环境下工作。有些工人反映，由于长时间的站立工作，他们的腿部出现了水肿，以至于无法便捷行走;甚至有工人因为工业事故而丧命，或者因为接触有毒化学品而住院。
据工人权益组织及苹果公司自己发布的报告，雇佣童工制造苹果产品的情况确有存在。有的供应商非法排放有害废品，然后篡改数据修饰遮掩。两年前，在中国东部的一家苹果供应商工厂，137名工人因用有毒的正己烷擦拭清洁iPhone屏幕使神经系统受到损伤。去年，在七个月的时间里，两家制造iPad的工厂发生了类似的爆炸事件——包括在成都的那次——两次事故，共有四人遇难，77人受伤。有一家组织在爆炸发生前警告过苹果，成都厂区的工作环境很危险;但据该组织说，苹果并没有坚持加强该厂的安全措施。
“如果有人提前向苹果示警了，而它却无所作为，这种行为是应该受谴责的。不过也正是因为在一国不能接受的行为在另外一个地方行得通，这些公司才能占到便宜。”职业安全与健康全国建议委员会前主席尼克 阿什福德说。该组织直接向美国劳工部提供政策建议。
苹果并不是唯一一家供应链上生产环境恶劣的电子产品公司。戴尔、惠普、联想、索尼、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公司都被发现其生产车间内的工作环境严苛。而且，苹果的前任和现任高管都曾声明，近年来苹果在改善其海外工厂的工作条件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譬如它启动了一项积极的审核计划，一旦发现供应商工厂出现问题，将及时令其整改。就在这个月初，苹果首次公布了它的主要供应商名单。而它的供应商责任进度年报，经常率先披露工人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苹果的高管也对消除童工、非自愿加班等问题相当投入。
但是很多重要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在苹果的供应商行为准则中，对劳工问题，安全保护问题以及其它很多问题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但是，据苹果发布的报告，自2007年以来，至少有半数以上经苹果审核的供应商违反了起码一项准则规定，有的甚至还存在违反当地法律的行为。
“苹果基本上只在乎两件事，一是提高质量，二是降低成本。工人的福利好不好跟公司的利益没有什么关系。”李明启说。李以高层管理人员的身份，在苹果最重要的制造伙伴富士康工作了多年，直到爆炸发生前两个月。李曾经支援过成都新厂区的建设，就是5月份发生爆炸的那座工厂。
一些苹果的前任高管则透露，违规情况屡屡发生是因为苹果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个矛盾：有的管理者确实希望改善工人工作环境;但是一旦与核心供应商发生冲突，或者影响到新产品出厂的速度，管理层的决心就立刻动摇了。现有的这个系统说不上完美，前高管们说，但如果进行实质性的大整改，必然会影响产品的创新进度，从而威胁苹果的竞争优势。
“如果一半的iPhone出现故障，你觉得苹果能在四年里都坐视不管吗？对于一些工厂中的劳工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不止四年了，但它们原来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体系对我们有好处。只要苹果说非改不可，供应商绝对第二天就能改过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苹果公司前管理人员说。本文很多受访对象也因为保密原则而要求不公开他们的姓名。
苹果在公开报告中声称，一旦发现供应商有违规现象，苹果将终止同供应商的合作。然而几位苹果的前任高管私下里曾承认，寻找新的供应商既耗时，又昂贵。富士康是少数几家拥有制造iPhone和iPad的劳动力和技术优势的供应商之一。哈佛学者西瑟·怀特认为，苹果公司“绝对不会离开富士康，也不会离开中国的。苹果公司的管理层并没有真正花时间深入到工厂里，看一看工厂到底是什么状况。短期之内，苹果或是富士康都不会在关键问题上让步，这是有很多原因的。”怀特曾经是国家科学院国际监察劳动准则代表委员会的成员。
《纽约时报》曾与苹果联系，并提供了本文的大部分内容的总结，但是苹果坚持了其一贯保密的作风，拒绝置评。本文的采访内容来源于36位现任或前任苹果雇员以及苹果供应商，其中有六位拥有苹果的供应商责任团队的一手消息。
去年10月去世的苹果前任首席执行官史蒂夫 乔布斯在2010年一次业内会议中曾谈及苹果与供应商的关系：“我认为苹果对于其供应链各个公司的工作条件的了解以及付出的努力，恐怕是业内做得最好的。”
“比方说，你去一家工厂，这可是一家工厂啊，但是，我的天，你还能看到他们有餐馆、电影院、医院和游泳池——对于一家工厂来说，(如果能有这些设施)，就是个很不错的工厂了。”
受访者(包括那些在这些工厂里工作的雇员)承认确实有餐厅和医疗设备，但是否认这些工厂能称得上“不错”。
一位苹果公司前高管说：“我们确实在改善工作环境上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如果那些拥有iPhone的人能亲眼看到他们的手机是从什么样的环境下生产出来的，大多数人肯定会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通往成都之路
2010年的秋天，也就是在iPad工厂爆炸的半年以前，赖小东刚刚从大专毕业。他向老师们道别，对好友们道别——他恐怕无法再参加朋友们每周一次的扑克大战了。他小心翼翼地用衣服包好毕业证书，放到行李箱中，生怕折了。小东很快就要抵达成都开始工作了。这座拥有1200万人口的城市已经迅速地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
小东性格非常内向，连他的家人们也没料到他能找到一位非常美丽的护校女孩做女友。女孩在接受采访时说，希望两人能够结婚。所以小东的愿望就是能够攒够钱，买套婚房。
在成都，大大小小的工厂为成千上百的公司代工各种产品。小东选中的是富士康科技集团——一家拥有120万工人的公司，其出口量居全中国之冠，员工数量也是首屈一指。富士康组装了地球上40%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它代工的企业包括亚马逊、戴尔、惠普、任天堂、诺基亚和三星。但它最重要的客户要数苹果公司。在苹果去年卖掉的全部产品中，一大半都是经由富士康工厂组装的。
小东知道，富士康的成都厂区与众不同。里面生产的产品正是苹果最新的，也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棒的产品：iPad。
小东在富士康找到了一份维修工的工作。他最早注意到的事情之一就是车间里那些永远亮得晃眼的灯。富士康24小时开工，因此室内永远明亮如昼。成百上千的工人或站在流水线旁边，或坐在板凳上，或蹲在机器旁，或一趟趟地小跑于取货点和卸货点。有的工人由于长时间的站立，腿部水肿，步履蹒跚。一个名叫赵晟的年轻工人在工厂附近的茶馆告诉记者：“站上一天的滋味很不好受。”一名坐在他旁边的工友点头表示同意。
工厂的车间内贴着各种语录，警示着在这里工作的12万员工。“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便是其中之一。
苹果的供应商行为准则明确规定：“除特殊情况外，一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0小时。”但根据访问记录，工人工资单以及第三方团体的调查，在富士康，很多工人的工作时长都超过了60个小时。小东的工资单显示，他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周工作六天。迟到的要写检讨，有时还要罚抄总裁语录。这里还有一种制度叫“两连班”，指的是工人需要连续工作两个班次。
小东一天的工资(含加班)大约是22美元。因为他有大专文凭，所以他的起薪比大多数普通工人要高一倍。小东每天一下班就回到自己租的一人单间，房间不大，仅仅够放下基本的几样家具，一张床，一个衣柜，一个书桌，仅此而已。据小东的女友罗小红说，小东回到自己的出租屋后，在线打斗地主就是他的主要娱乐。
尽管条件窘迫，小东租的单间还是好于其他七万名员工居住的富士康宿舍—一套三居室的宿舍，有时要挤下二十个人。去年由于劳资纠纷，工人们怨愤滔天，导致宿舍区发生了一场骚动。愤怒的工人从宿舍往楼下扔瓶子、垃圾筒和点燃的纸。据目击者说，当地出动了两百名警察冲进厂区，逮捕了八名工人才平息。事后，据一位富士康的高层说，宿舍里配备的垃圾筒都被收走了，但成堆的垃圾和时常光顾的老鼠又成了新的问题。小东为自己住在单租的房间能免去这些麻烦而暗自庆幸。
富士康在一份书面声明中对“两连班”制度、超长加班时间、拥挤的住宿条件以及去年骚动起因等等进行了否认。富士康称公司的一切运作符合供应商行为准则，并且公司的政策规定符合行业内的国际标准以及遵守国家法律。
“所有的流水线工人都享有正常的休息时间，其中包括一小时的午餐时间。”公司在声明中写道。公司还称，只有百分之五的工人需要站着作业，工作台的设计也满足人体工学标准，而且工人享有调岗和升迁的机会。
声明中说：“富士康一贯保持着良好的安全记录。公司在改善车间环境和照顾员工等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国内同行业中起到了示范作用。”
苹果公司的行为准则
情况本不该如此。早在六年前，苹果就推出了自己的供应商行为准则，以确保“苹果供应链上的厂商能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尊重工人，并确保生产过程不伤害环境。”之后，苹果的管理层也曾飞到全球各地，要求供应商的管理体系能遵守这些准则，并且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
但在2006年时，英国的《周日邮报》暗访了一家富士康iPod工厂，并对内部的情形进行了报道：工人要长时间工作、有时还要被罚做俯卧撑，而他们的宿舍拥挤不堪。一位苹果公司的前雇员称，“公司里面有很多有良知的人，但是他们对工厂的真实情况却一无所知。这种情形非马上改变不可。”
苹果随后派出了第一支审核小组调查该厂的情况，这也是公司第一次对代工厂采取这样的行动。审核小组责令该iPod厂进行整改。
苹果还启动了一系列的相关机制，包括派公司的审查员到供应商处了解情况，并从2007年起开始发布一年一度的《供应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截止至去年，苹果总共检查了396家工厂，包括直接供应商及这些供应商的上游供应商，这是迄今为止电子消费品行业规模最大的调查之一。根据苹果公司的报告，审查员们发现了持续违反苹果相关准则的行为。譬如在2007年，苹果审核了三十多家工厂，其中三分之二的工厂表示他们的工人一周工作超过苹果所规定的上限60个小时。除此之外，还有六项极为严重的违规，包括雇佣15岁的童工以及伪造记录。
在接下来的三年，苹果共进行了282次审查。每一年，审查员都报告有半数或者更多的工厂要求其工人一周工作六天以上，以及让他们超时加班。有些工人的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而工厂有时还会克扣工人的工资以作为惩罚。在这段时期，苹果共发现70起极为严重的违规，比如非自愿加班、使用童工、伪造记录、不当处理有毒害废弃物、以及一例上百工人受到有毒化学品侵害的事件。
去年，苹果进行了229次审查，各项指标略见好转。但是仍有93次审查发现了工人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的违规情况，并且有数量相仿的审查发现工人每周违规工作六天以上。2011年，共有四名工人在车间爆炸事件中死亡，另有77人受伤。
“如果你年年都能看到相似的问题出现，这只能说明公司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而不是真想去解决它，”一位熟悉公司供应链审核团队的苹果前高管坦承，“如果公司严肃对待的话，这些极为严重的违规是会消失的。”
苹果公司称，如果审计发现供应商有违规行为的话，后者会被要求解决指定问题并且变更管理制度以防止类似问题重复发生。苹果对问题整改的期限是90天。苹果的网站上写道：“如果我们发现问题没有被充分解决，我们会和有整改意愿的供应商携手解决问题，改善工厂环境。但如果供应商没有整改意愿，我们则会终止与其合作。”
但没有人知道苹果的这个威胁是不是认真的。据一位苹果前高管所言，自2007年以来，公司在多家供应商处都发现了违反行为准则的情况，但只有不到15家因此被终止合作。
“一旦富士康成为了苹果的授权供应商，苹果就不会再理会工人权益或其它与其产品无关的事了。”曾在富士康任经理的李明启说。李在富士康工作了七年，因反对富士康将其调往成都厂区工作而于去年三月被强制劝退。他现在正在和公司打官司。但富士康一方否认了李先生的说法，并补充道：“富士康与苹果都十分重视员工的福利问题。”
苹果的努力确实带来了一些改变。公司2011年发布的《供应商责任进度报告》中写道，重新被审计的工厂“情况持续好转，工作环境改善”。另外，苹果审核工厂的数量在逐年递增，一些公司高管表示，由于调查的规模扩张太快，具体工厂逐年的进步体现得不是很明显。根据最新的进度报告，苹果还对100万工人进行了权益方面的培训，教他们怎么预防工伤和疾病。几年以前，当苹果的巡检员坚持要求与底层工人面谈时，他们发现有些工人被迫付了高昂的“受雇费”。在苹果看来，这属于非自愿劳动。
截至去年，苹果已经勒令供应商向工人偿还了多达670万美元的收费。同时，苹果还在110家被发现有超时加工情况的工厂进行了每周情况追踪。
“苹果在防止雇佣童工上做得首屈一指，”英派特咨询公司(Impactt Ltd.)的迪昂尼 哈里森说。苹果雇佣了哈里森所供职的公司专门预防及应对供应链中雇佣童工的行为。“他们已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努力了，而且他们在公开讨论这个问题。大多数公司根本连提都不愿意提。”问及如何能再改善苹果的供应商审核项目，哈里森认为这个项目已经很完美了。
另一些咨询界人士并不认同这种看法。
“我们已经连续多年跟苹果提出他们有严重的问题，并且建议他们改善。但他们从来不去预防问题，就想着怎么能避免问题出现后的尴尬，”BSR(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一位咨询顾问指出。苹果曾两次委托这家公司为其提供劳工事务方面的建议。
“我们本可以救下那些命的”
2006年，BSR、世界银行和其他的一些组织联手发起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改善电子产品工厂工作环境的项目，中国也包括在内。发起者们承诺会尝试一系列的手段，富士康同意成为这个项目的参与者。
在整整四个月的时间内，BSR等发起者一直在与富士康沟通，试图建立一条新的“员工热线”。有了这条热线，工人可以反映恶劣的工作条件、寻求心理辅导以及谈论车间里的其他问题。BSR一位了解内情的咨询顾问说，苹果公司并未正式参与到这个项目中，但是对项目的进展是知情的。
但是在沟通的过程中，富士康方面的要求不断在变动。最开始，富士康提出公司原先已经有一条员工热线了，所以不用建新的，先评估一下这条老的热线如何。然后，富士康提出热线“提供心理辅导”一项应被去掉。富士康要求所有的项目参与者都签署一份协议，保证不对外透露他们在工厂里面看到的情况，后来又不断地修改这份协议。
最后，各方面的意见终于达成一致，项目定于2008年1月正式启动。但就在启动的前一天，富士康又提出要修改调查问卷收集的方式。管理层把所有人召集到了一起，开始逐项宣布公司方面的要求，直到大家都明白：这个项目是根本做不下去了。BSR在一份2008年公开的项目总结中披露了这些细节，但当时并没有点出富士康的名字。
在项目终止一年之后，一名弄丢了iPhone样机的富士康员工从一公寓楼顶坠落死亡，是失足跌落还是自杀行为尚不清楚。在此后的两年中，富士康共发生了十八起自杀性坠楼或其他方式的自杀行为。2010年，在时隔新热线项目搁浅两年后，富士康创立了一条专门针对员工心理健康的热线，并且开始为员工提供免费的心理辅导。
“我们本可以救下那些命的，而且我们也督促了苹果去给富士康施压，但他们就是不肯，”一名BSR的咨询顾问说。“其他的公司像惠普、英特尔、耐克等等都会力促他们的供应商(去改善员工的工作、生活环境)。但是苹果总想和它的供货商保持点距离，尤其富士康是他们最重要的货源，所以苹果根本不愿意去施加什么压力。”
在一份书面声明中，BSR的总裁阿隆 克拉默称这些说法是咨询顾问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公司立场。“我个人以及在BSR的同事都认为苹果在确保其供应链上劳工的权益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使之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公司准则和消费者的期望。”克拉默补充道，要求苹果对富士康施压与热线项目的初衷不符，因为项目的发起者希冀看到供应商能够自觉地实施这些项目，而非碍于某种外力。并且，项目当初未能进行下去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在连续性的自杀事件发生后，富士康发表了一份声明，称公司已经快速、全面地处理了相关问题，并且“记录显示，我们采取的措施是行之有效的。”
偷工减料
每个月，来自世界各地的公司都会长途跋涉到加州的库比蒂诺(苹果公司总部所在地)，或者邀请苹果的高层们去参观他们在外国的工厂，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从苹果获得一份合同。
当有了苹果对哪一家公司的产品或服务感兴趣的消息时，那里总会爆发一系列小型的庆祝活动：人们举杯畅饮威士忌，然后在卡拉OK高歌。
然后，苹果公司的需求开始滚滚而来。苹果通常要求供应商列出每个零件的成本是多少，需要多少工人，以及他们工资的金额。苹果希望知道每一个财务细节。
然后，苹果计算出它需要为每个最终用于iPhone、iPad或者其他产品的零件付多少钱。多数供应商只能获得很小的利润。据供应商的主管说，实际上利润小到对于很多公司来说为苹果代工是接近亏损的。作为对策，供应商经常试图偷工减料，或者用便宜的替代品代替昂贵的化学制品，或者—据代工厂的人讲—要迫使工人们做得更快、工作得时间更长。
“能从和苹果的生意中赚到钱的唯一方式，就是想出如何能让生产更有效率，或者更省成本，”一家参与iPad生产的公司主管说，“然后第二年他们会来续约，但是要求将出厂价降低百分之十。”
2010年1月，苹果的供应商之一胜华科技(Wintek)经历了一场工人罢工—罢工者们推翻了一部汽车并砸坏了电脑。罢工的导火索是一系列问题，包括在工人之间流传的有工人中毒的消息。维权人士和报纸的调查最终发现137名员工受到一种叫正己烷的化学制品的伤害。正己烷可以导致神经损伤和麻痹。
工人们说他们被要求用正己烷替代酒精清洁iPhone的触屏，因为正己烷的挥发比酒精几乎快三倍。挥发更快意味着工人可以在每分钟清洁更多的屏幕。
直到2011年二月，也就是罢工爆发一年多以后，苹果公司才对胜华科技的事件作出评论。在公司的供应商责任报告中，苹果说“已经要求胜华科技停止使用正己烷”，并称“苹果已经确认所有受到影响的工人都受到了效果良好的治疗。我们会继续关注他们的医疗报告直到彻底痊愈为止。”在那份报告中，苹果还表示已经要求胜华科技修理通风系统。
同在二月份，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采访了多位受到毒害的胜华科技工人，他们说从来没有任何苹果公司或者替苹果公司代理此事的人联系过他们。与此同时，胜华科技要求他们拿着现金赔偿离职，就此免除代工厂的一切责任。在《纽约时报》的采访后，胜华科技保证向受伤工人提供更多赔偿，而苹果也派出一位代表与工人们联系。
六个月后，报道电子消费品贸易的刊物称苹果大幅削减了付给胜华科技的价格。
“你可以制定所有你想要的行为准则，但如果你不给供应商足够的利润去善待工人，这些准则都是没有意义的，”一位熟悉供应商责任审核项目的苹果前高管说，“如果你压榨利润，你就是在强迫他们削减安全方面的投入。”
胜华科技依然是苹果最重要的供应商之一。它在一份声明中拒绝发表任何评论，仅表示在正己烷事件以后，公司已经采取了“充分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并称公司“致力于确保员工福利和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苹果公司的同行在员工待遇问题上采取的是另一种姿态。多个供应商的主管在采访中表示，惠普等公司能积极投入到供应商的“综合能力建设”中，即在供应商承诺改善工人福利时，这些公司会给代工厂略多的利润空间和其他津贴来抵消增加的成本。
惠普公司的佐伊 麦克马洪说，“我们的供应商对我们非常坦率。如果他们认为达到我们的期望有困难，他们会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反馈会影响我们的决定。”麦克马洪在惠普负责公司供应链社会和环境责任项目。
车间爆炸
在iPad车间爆炸当天的下午，赖小东像往常一样给他的女朋友打了电话。他们本希望在那天晚上见面，但赖小东告诉他女朋友，经理让他必须加班。
赖小东在富士康升得很快。在进入工厂几个月之后，小东就开始掌管负责维护iPad后盖抛光机器的小组。打磨区域非常嘈杂而且弥漫着铝粉。工人们戴着面罩和耳塞，但不管他们洗多少次澡，你都可以从他们头发中和眼角残留的亮晶晶的铝粉辨别出他们是这里的工人。
仅仅在爆炸的两周前，一家权益组织曾发布一份报告警告成都厂区的工作环境很危险，包括具有可燃性的铝粉的问题。这个叫“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的组织用摄像机拍到了覆盖着一身铝屑的工人。据该组织的报告称，“成都厂区的职业健康和安全问题值得担忧。工人们还强调了空气流通不畅和人身保护设备不足的问题。”
SACOM的报告被送到了苹果公司。“没有任何答复，”SACOM的陈诗韵说，“几个月之后我去了苹果公司的加州总部，并且去了苹果公司的大堂，但是没有人想见我。我也没有收到过苹果任何人的任何答复。”
爆炸发生的那天早上，赖小东骑着他的自行车去上班。iPad在几个星期之前刚刚上市，工人们被告知每天有成千上万的后盖需要抛光。他们说，整个工厂都要忙疯了。成排的机器高速打磨着后盖，戴着面具的工人们按着按钮。每一个工位上方都盘旋着一个巨大的空气导管，但这并不足以导出三条不间断运行的生产线喷出的铝粉。粉末到处都是。
粉尘是公认的安全隐患。在2003年，一起发生在印第安纳州的铝粉爆炸毁坏了一座工厂并导致一名工人殒命。在2008年，一家美国糖厂内的农业粉尘爆炸致使14人遇难。金属粉尘尤其危险，因为它的温度可以高到烧穿皮肉。
爆炸刚发生时，赖小东的第二个八小时轮班刚过了两个钟头。厂房开始颤抖，仿佛地震波就在脚下。据工人们回忆，爆炸声此起彼伏。
有人开始大声尖叫。
有人用手机拍下了那一刻：当赖小东的工友们冲到厂房外时，浓烟正从厂房表面的一个大洞滚滚冒出，和绵绵的小雨交织在一起。两人当场身亡。而最终的伤亡数字是：四人遇难，十八人受伤。
在医院，赖小东的女友看到他的皮肤几乎全部烧光了。“我是从他的腿才认出他的，要不然我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她说。
最后他的家人也到了。“他的皮肤都被烧焦了，还有水泡，”他的弟弟说，“我妈第一眼刚看到他就马上跑到房间外了。我也哭了。没有人受得了那个场景。”小东无法讲话，医生给他插呼吸管的时候，他甚至都张不开他的嘴，整张脸被大火烧得血肉模糊。当小东的母亲回来时，她尝试着避免碰到儿子，以免增加小东的疼痛。
“如果我当时知道(小东后来会去世)，”这位母亲说，“我会抓住他的手臂，我会在他死之前摸摸他。”
“他非常坚强，”她说，“他又坚持了两天。”
赖小东的父母希望把他的遗体带回村子。但一个富士康的经理说，如果想得到赔偿，他们必须先同意火化，因为中国法律要求遗体需要在火化后才能被运往异地。赖小东的父亲挡住病房的门，拒绝了这个提议，直到一个保安威胁把他带走。几天后，一队富士康工人开车到赖小东的家乡送交了一盒骨灰。富士康随后向赖小东的家人转了约90万人民币。(富士康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并没有威胁不给赔偿。)
苹果和富士康在爆炸后都对事故展开了调查。一个苹果发言人表示苹果公司“对发生在富士康成都厂区的悲剧深表悲痛，我们的心与遇难者和他们的家人在一起。我们正与富士康紧密合作以了解这起可怕事故发生的原因。” 富士康在一份声明中说，成都厂区在爆炸发生前遵守了全部有关法律法规，并称“在确保所有遇难员工家属得到他们所要求的支持以后，我们还确保了所有受伤的员工获得最高质量的医疗护理”。在爆炸以后，富士康立即中止了所有抛光车间的生产，并在随后改善了通风设备和与粉尘处理有关的习惯做法。新的技术也被提供到位以进一步提升工人的安全。然而，不管是苹果还是富士康，都尚未公布与事故调查有关的文件。
在最新的供应商责任报告中，苹果公司表示在这起爆炸以后苹果找到了“第一流的生产安全专家”并组成了事故调查组。调查组为预防将来类似事故提出了建议。
然而，在十二月，也就是造成赖小东身亡的爆炸发生七个月以后，另一家位于上海的iPad工厂又发生了爆炸。根据权益组织和苹果最新的供应商责任报告，铝粉还是罪魁祸首。这一次，59名工人受伤，其中23人需要住院治疗。
“在一起爆炸发生后没有意识到每一个工厂都应该受到检查，这是严重的疏忽，”目前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的职业安全专家尼克 阿什福德说，“如果是因为处理铝粉非常困难，我可以理解。但你知道粉尘有多么容易控制吗？这个办法就叫做通风。我们在一个世纪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在最新的供应商责任报告中，苹果表示尽管两起爆炸都与可燃铝粉有关，但爆炸的原因不尽相同。然而苹果拒绝提供更多细节。报告补充说，截至目前苹果已经审查了所有抛光铝制品的供应商并采取了更强有力的预防措施，包括特定的通风设备要求，强制执行的导管检查，以及确保有可用的灭火器。报告说，除了一家供应商之外其他所有的工厂都采取了应对措施，而那一家将一直处于关闭停产状态，直到措施到位后才能恢复生产。
然而，对赖小东的家人来说，疑问依然存在。“我们不太清楚他是因为什么死的，”赖小东的母亲站在她在自己家附近修的坟边说，“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苹果公司的“彩票”
每年，当关于苹果新产品的传闻开始浮出水面时，报道贸易的刊物和网站都会去猜测哪些供应商有可能中这个“苹果彩票”。从苹果获得一个订单可以让一家公司的价值增加数百万美元。但很少有企业去炫耀他们接到了什么工作：这些供应商的高管说，苹果通常要求他们签协议保证不会泄露任何信息，包括合作关系。
这种透明度的缺乏使苹果可以轻易为自己的计划保密。但权益组织和苹果公司前高管认为，这同时也成为了改善其工作条件的障碍。
本月早些时候，在权益组织和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新闻媒体的多番请求后，苹果公司公布了156个供应商的名字。在公布这份名单的报告中，苹果称这些公司“占我们付给全部产品供应商总金额的97%还多”。
尽管如此，苹果公司并未公布其间接供应商的名单。这些间接供应商并不直接和苹果有合约关系，而是向其直接供应商供货的几百家上游公司。这几百家中，许多也受苹果公司的审核。此外，在公开的供应商名单中，苹果没有透露任何有关其工厂地点的信息。不仅如此，权益组织表示，他们曾试图检查苹果供应商的运营情况，但却被告知其将无法踏入大门一步，而这一禁令直接来自于苹果公司。
一位曾就职于苹果供应商责任部门的主管表示，“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全公司上下对都我们的行为准则都做出了真诚的承诺。但是如果再往前走一步、进行一些实质性的变动会与我们的商业机密和发展目标相冲突，所以我们只能止步于此。商业机密至上的企业文化影响着公司内外的一切事务。”
原则上，苹果公司的雇员不允许同绝大多数外部组织合作，例如非政府组织等等。“如果没有得到准许，我们部门的员工不可以与非政府组织沟通，”另一位掌握来自苹果供应商责任部门第一手信息的苹果前管理人员如是说。“即使大家是在同一场会议上碰见了，也不能深入交谈。这项规定确实很令人沮丧，我们本来可以从别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其他技术公司则没有采用这种做法。英特尔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经理加里 涅克尔克表示，“我与任何有正当理由和我展开交流的人进行沟通。我们公司的外部合作非常丰富。这个世界很复杂，如果不与外界沟通，我们将会错过许多重要信息。”
鉴于苹果公司在全球制造业领域拥有卓越声誉和领先地位，如果其对目前的政策做出重大改变，将会为主流商业模式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个公司都想成为苹果，”来自尹纳夫(Enough)公司的萨沙 列茨涅夫一语中的。尹纳夫是一个致力于帮助公司运营者从遭受种族灭绝和环境退化的国家中抽身而退的组织。“如果苹果公司承诺推出一款不会引发任何冲突的iPhone，这将会彻底改变目前所谓的‘技术’。”
然而，据许多苹果前任和现任的管理人员所言，无论怎么说，真正能够促成苹果政策转变的外部压力寥寥无几。“苹果”是全球最出色的品牌之一，根据《纽约时报》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56%的受调查者认为苹果公司完美无缺;14%的人认为苹果公司最大的缺点是它的产品过于昂贵;只有2%的回应者提到了海外劳动力问题。
哈佛学者怀特女士表示:“苹果公司目前没有足够的压力来做出太多改变。股东们并没有提出意见，股票价格也风平浪静。更何况，政府也没有表示将对其提出制裁。”权益组织认为，除非消费者表达出对改善海外工厂环境的需求——正如他们当年对耐克公司和盖普(GAP)公司提出类似要求并改变了供应商的处境一样。而决策者也必须有所作为，否则苹果公司实在缺乏政策改革的动力。一部分苹果内部员工也同意这一看法。
“你有两种选择，要么在舒适安全的工作环境下进行生产制造，要么就每年都推陈出新，提供质量更好、功能更强大、速度更快并且价格更便宜的产品，后者就需要一个在美国人眼里非常艰苦的生产环境，”一位苹果公司现执行管理人员如是评论。
“就眼前来说，消费者更关心的是一台新的iPhone，远非中国工人的工作境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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