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伊始，曾经自称“中间派”的袁隆平，再次就转基因话题开了腔，不过这一次，他在媒体上的形象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欲说还休——“转基因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此语一出，顾准之女顾秀林老师如被雷劈，半晌才吐出几个血字：“反道的，都没有好下场。袁隆平这个两面派，和张启发一样，罪孽，恶毒。必须彻底揭露和彻底批判！”
虽然我与顾秀林对转基因的观点完全相左，但对袁此次表态却有着同样的不解与错愕。这个对Bt蛋白（抗虫稻核心基因）看起来还一知半解的传统育种专家，为何会对基因工程如此兴致盎然？
还是先从杂交稻说起吧。
不再增产的杂交稻
1976年，杂交水稻在中国的种植面积扩大到了14万公顷，正式走向大面积生产。在那个“天崩地裂”的年头里，中国人等来了邓小平和袁隆平，据说这两“平”让中国人吃上了饭。
不过，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虽身为“杂交水稻之父”，但全国累计种植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品种，却并未出自袁隆平之手。
1981年，来自福建三明农科所的谢华安培育出了三系杂交稻“汕优63”，这个初期科研经费投入不足10万元的项目，却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间横扫中国大地，最高峰时期曾经占据全国杂交稻种植面积的45%，累积种植面积占杂交水稻主要品种的21%（2006年数据）。更关键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杂交稻刚推出便遇到了稻瘟病困境，推广严重受阻，有的地方甚至将几十万公斤种子封存。由于汕优63对稻瘟病的优良抗性，杂交稻才得以真正进入国人的视野。著名水稻育种专家杨守仁曾说，“汕优63救了杂交水稻的命”。
随后，在1997年时，来自江苏农科院的邹江石培育出了“两优培九”，并表现出优异的品质，在2002年后接替“汕优63”成为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水稻品种。直到2004年和2010年时，袁隆平团队的“金优207”及“Y两优1号”才分别崭露头角。
不过正如袁隆平所说，比起个人成败得失，他更关心杂交稻以及超级稻在中国的发展。然而，杂交水稻在中国却已经遭遇多重瓶颈，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疯狂已不可同日而语。
曾经有人说，杂交水稻可以完全取代常规水稻。但根据全国农技中心的数据，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杂交水稻在全部水稻种植面积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徘徊在60%—65%左右，从未超过70%。由于耕种便利，在部分地区，常规稻反而有“第二春”的态势。
和种植面积比起来，更加萎靡不振的是单产水平。1991-2007年，中国审定了2000余种杂交水稻品种，且品种更新加快。在水稻品种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水稻单产却呈现下降趋势。1995年中国水稻平均单产401.6公斤，1998年达424.4公斤，而2003年下降到404.0公斤，倒退到1995年的水平。IRRI（国际水稻研究所）数据同样可以证实，自1998年达到省均6.37千吨的产量数据后，中国的水稻单产水平就再也没有过起色。自1998至2003年，中国水稻总产量年下降761.1万吨，其中由于单产下降造成水稻总产下降占23.2%，使水稻总产量年下降176.6万吨。
官方一直宣称“以不足10%耕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的中国奇迹，如今来看，号称杂交水稻技术全球领先，却以排名全球13位、单产效率仅为前10名国家75%的水稻单产水平养活了这么多人，更是一个奇迹。
当然，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水稻产业的确取得了巨大成功——虽然水稻种植面积下降了1%，但总产量却增长了165%。
不过，这种产量的增加，究竟有几分功劳可算在杂交水稻头上呢？
没错，虽然通过改良各种水稻性状提高单产是中国育种工作者一直不变的目标（从大跃进时代开始，普罗大众就对“亩产”二字魂牵梦萦），但杂交育种与化肥农药哪个对产量促进更有效，恐怕还值得推敲。众所周知，超级稻正是高肥高水的代名词。
一亩水稻千斤重 可惜不能换地种
顾秀林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抨击袁隆平时，她却打准了一个要害——“袁隆平院士的路线是追求单产冠军，在技术上搞的是专种专肥，这里有一点锦标主义，适宜的范围很小。只要想一想：中国有高产田有低产田，增加粮食供给，低产田、低产区的潜力最大。袁隆平的锦标赛模型不尊重各地栽培条件的多样性，一味地用专种专肥造锦标，不关注在中低产地区普遍性提高单产，这是取巧走捷径、走旁道，不是走正道。”
没错，以亩产926公斤的“袁氏超级稻”为例，不仅需要高肥高水，还必须人工插秧、七天一打药、人工除草和量身定造的“配方精确施肥法”，总之“不能计较成本”。注意，这还是建立在5个农技专家天天吃住在试验田、选田也是选在“土地肥沃，排灌方便，阳光充沛，雨量充足，小环境气候非常适合”之所在的基础上……
难怪有人统计：专家的产量和农民的产量完全不同，一般情况下，850公斤的专家产量，到农民种植时能做到650公斤已经不错。
因此，亩产近千公斤的超级稻故事，就是这样一个剧本——“在水肥条件好、小气候条件好、栽培水平高的地方，选择便于管理、参观的地块建立超级稻百亩示范片，重肥、密植、精管，严格防病治虫，成熟时组织专家测产验收，再通过媒体宣传”。
敢问，这和普通农户大规模种植有什么关系？
这种毛病不止出现在袁的团队，已经波及到整个中国水稻育种行业。2006年时，很可能是世界水稻亩产的最高记录在中国云南诞生，“协优107”超级稻达到了亩产1287公斤的水平。这是什么概念？几乎是中国平均水稻亩产水平的三倍！
后来，袁隆平淡淡地对记者说，他去过“1287公斤”的现场，那里低纬高海拔，日照很丰富，水稻的生长期很长，特别适合水稻生长。在平原地区130多天生长期的品种，在那里是270天，病虫也非常少。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当地创造了高产纪录，“主要是生态环境特别好”。
“在那个地方可以，但没有办法推广。”袁隆平专门补了一句。
史记·隆平世家
袁隆平这辈子已经做了两件事。一是开创并完善了中国的水稻杂交育种事业，二是给很多人提供了饭碗。
杂交稻的一个巨大利益诱惑点在于：这种水稻是无法留种的，农民每次播种时，都必须向种子公司购买。小麦从1952年的48.8公斤每亩增长到2008年的317.5公斤，增长6.5倍。这个增产幅度要远高于水稻，可你知道吗？不知道，因为小麦可以留种，宣传它做甚？
正因此，无数仁人志士投入到这个“为国争光”的领域当中来。你只需要利用大量现有的不育系和恢复系材料，选配一个新的杂交稻组合，就可以去申报新种子。哪怕你搞出来的品种与现有的品种相比没有明显的优势，反正杂交多少有撞大运的成份，万一成了呢？
所以，中国杂交稻主产省每年新申请的种子品种都数以百计，这就诞生了一个巨大的育种产业链。近年流行的方式是拍卖，好的品种以上千万元成交不成问题。最次的情况是，一个组合能卖出两三百万元，最少不低于100万元的价格。
这“炒种子”的泡沫可远不如楼市坚挺。据统计，2013年杂交水稻余种量为2.6亿斤，占需种量的50%，供种余量达历史最高，生产严重过剩。
关于这一点，袁隆平看得也足够远，看看“隆平高科”网站上的密密麻麻的组织结构——从育种科研到育种公司、经销商再到肥料公司，围绕着袁隆平品牌，已经实现了一条龙式的产业链条。
不过，还有一些人来钱的方式可能更加隐蔽。据湖南省农科院植保所的陈绍光实名举报，湖南省某些领导通过组建隆平高科，搞了大量内幕交易。
此外，袁隆平的大儿子袁定安是“安徽袁氏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二儿子袁定江是隆平高科的副董事长、常务副总裁，他也正是隆平高科股票和房地产投资的操盘者。翻开隆平高科历年业绩报告发现，对于公司净利润贡献最多的就是房地产方面的权益性投资收益。2009年时，曾有媒体质疑隆平高科大股东涉嫌利益输送。
“加强研发和拓展国内市场，争取有3—5个品种通过省级审定，国内市场杂交稻种销量达到500万斤”，这是袁隆平点头同意的“袁氏农业”未来三年KPI。袁隆平为杂交稻代言或许源自对事业的追求或是对祖国的热爱，但无法否认在这一过程中，他的家人同样有福共享。
噢，差点忘了，袁隆平还有个在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作的小儿子袁定阳，他是研究转基因的。
千万别再说袁隆平反对转基因
1999年时（恰好是中国水稻单产高峰过后），袁隆平在接受采访时说“张启发老师研究分子育种比较早，我原来不大懂，现在也在学转基因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张启发后来被骂成美国走狗、孟山都在华利益代言人）
2000年后，袁隆平成立了转基因应用研究室、分子育种研究室，从全国招聘了数十名高级专业人才。同时把儿子袁定阳送到香港中文大学专攻转基因。
2003年，袁隆平指导博士生开展远缘物种基因组DNA导入水稻的研究，将一批外源基因转入水稻。
2005年，袁隆平对记者说“经过30年的发展，常规育种的浑身解数已经用完，要进一步挖掘水稻产量的潜力，必须在生物基因技术上取得新的突破。”并指导团队研究人员通过穗茎注射法，将外缘基因组导入了杂交水稻亲本品系。
2007年，袁隆平在《杂交水稻》上发表文章，态度鲜明地表达了对政府支持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期盼。“只要国家放开转基因水稻的限制，具有抗除草剂性能的转基因水稻将大有发展前途。”
2008年，袁隆平承担了“高产转基因水稻新品种培育”的国家重大专项。
但，令人疑惑的是。以这样的理论基础，袁隆平没理由对“抗虫稻”有顾虑和摇摆。而且在批完“Bt蛋白”后，他又迅速表态“现在我们正在把玉米的基因转到水稻上来，提高水稻的光合效应，这样的转基因有什么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样逻辑混乱、前言不搭后语、却看起来挺像那么回事儿的一句话几乎原封不动地说了两遍，一次是2012年初两会上，一次是2013年底在接受腾讯采访时。
恕我冒昧，袁老，我只能这样解读——“把玉米基因转到水稻上”，正是您小儿子袁定阳攻关的重要目标。而“抗虫稻”显然会对传统的“隆平世家”产生重大冲击。否则，一位2005年就知道杂交育种已无可为的人，为何明知水稻种缺乏抗虫基因，却迟迟不肯引入现代生物技术？
卖种子可以，但请不要以国家之名。站在这个错误的神坛上，您可得立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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