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的11月24日，我的曾爷爷就满100岁了。他曾是一个著名的科幻作家，中国科幻史上记着：世纪之交的著名科幻作家何慈康先生……不过所有论及到他的文章都是使用过去时，没人提到他还健在。甚至有一篇文章是这样介绍他的：何慈康，生于1964年，卒年不详。
我看到这段文字时禁不住骂了一声，这个作者太“妈妈的”了，信息时代查一个人的生卒日期很容易的，他竟然如此不负责任!对于健在的曾爷爷，这几乎是一种诅咒哪。
不过，不管外人怎么说，曾爷爷还活着。他的儿子(我爷爷)已经去世，他的孙子(我爸爸)成了缠绵病榻的老病号，可曾爷爷还活着。他已经不能行走，终日坐着轮椅，但思维还算清晰，每天要认真观看电视上的新闻报道，有些重大事件，还让机器人管家读报给他听。
当然偶尔也犯糊涂，做一些可笑的事。比如，刚刚吃过午饭，他又吩咐机器人管家为他准备午饭，管家当然会拒绝。作为机器人，他的执拗是堪与老人媲美的，于是曾爷爷气冲冲地把官司打到我这儿来。我告诉他，确实我们刚刚吃过，妻子阿梅也做旁证，而曾爷爷仍用疑虑的目光盯着我们。事情的解决常常是因为斗斗过来参与了。斗斗不耐烦地喊：
“老爷爷你又糊涂啦!咱们刚刚吃过午饭，你吃了一大碗煮饼呢。”
曾爷爷总是比较相信玄孙的话，喃喃自语着转回他的卧室：“我真的吃过啦?可不能漏了午饭，我还要活到100岁呢。”
阿梅常说：曾爷爷是为了某个目的而存活的。这话不假。从他的喃喃自语中我们得知，他要活到100岁，是为了验证某个东西。至于是什么，我不得而知。可能爷爷知道，但他去世比较突然，没有留下什么遗言。我问过爸爸，爸爸什么也不清楚。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可验证的东西?人老了，脑子里会产生谵妄的念头，曾爷爷已分不清现实和虚幻的界限了。
曾爷爷的百岁诞辰越来越近，我们能触摸到他的紧张，他的亢奋。他看到希望在即，又怕在胜利来临前突然出现意外。他不再出门，总是目光灼热地盯着日历。他的紧张感染了全家人，那些天我和阿梅做事都小心翼翼，生怕触犯他的什么忌讳。只有斗斗没有忌讳，他从幼儿园回来仍会大声武气地批评“老爷爷又犯糊涂啦”，或者“老爷爷又睡懒觉啦”，而老人对他的任何话语都是宽容的。
百岁诞辰终于到了，不过没有什么祝寿活动。曾爷爷的同代人甚至下代人大都已经作古，他已是被社会遗忘的人。爸爸因病也不能来，我和阿梅为曾爷爷准备了一个盛大的家宴，但曾爷爷的目光显然不在宴会上。生日那天早上，他早早把我喊到他的卧室——我立即触摸到他的轻松和亢奋，这种气氛像花香一样弥漫寸于四周。他声音抖颤地说：
“小戈，我赢了，我活到了满100岁，什么都没发生!我赢啦!”
这一刻我意识到，阿梅过去的猜测是对的，曾爷爷顽强地坚持到100岁，确实有他的目标，有某种信念。他兴奋地吩咐我，快吃早饭，饭后陪他到墓地，他要找一个死去的朋友“说道说道”。阿梅这时进来了，我们迟疑地互相看一眼。现在已是深秋，今天又是阴天，外面很凉的，把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领到野外……老爷子此刻的思维十分敏锐，立即悟到我们的反对，用手拍着轮椅的扶手生气地说：“你们想拦我是不是?糊涂!也不想想我为啥活到今天?就是为了他(它?)!别说了，快去准备!”
我们叹息一声，只好去备车。
我开出家里的残疾人专用车，机器人管家把轮椅连同曾爷爷推进车里，阿梅按老人的吩咐把一瓶茅台和两个杯子送到车上，用毛毯细心地裹好老人的下半身。我驾车向双石公墓驶去。今天不是节令，公墓中寂无一人，瑟瑟秋风吹动着墓碑上的纸花和空地上的荒草，墓碑安静地纵横成列，铅灰色的阴云笼罩着地平线。按照老人急切的指点，我来到一座墓前。从墓碑上镌刻的照片看，死者是位年轻人，面庞削瘦，目光幽深，藏着一汪忧伤。正面碑文是：爱子林松之墓。1980——2008年。背面碑文是：他是一个没来得及成功的数学家，他为自己的信仰而死。
碑是他的父母立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虽己时隔60年，我仍能触摸到他父母无言的哀伤。
曾爷爷让我把轮椅推到墓前，让我把两个杯子斟满。他把一杯酒慢慢浇到墓前，另一杯一饮而尽，大声说：“林松，我的小兄弟，我的老朋友，我赢了啊，哈哈。我早知道我赢了，可我一直熬到满60年才来。60年，一天都不少。你输了，你还不服气吗?”
他的声音像年轻人一样响亮，两眼炯炯有神。他一杯一杯地喝着酒，一杯一杯地浇着酒，一瓶酒很快见底。这时悲痛悄悄向他袭来，他的声音嘶哑了，低声埋怨着：你不该去死的，你应该听我的劝啊，你这个执拗的家伙!我紧张地立在他身后，后悔没让阿梅同来。对于一个风烛残年的百岁老人，这种激动可不是什么好事。我甚至想，也许这是回光返照，是灯苗熄灭前的最后一次闪烁。不过我没法劝他，也知道劝不动他。他为这一天苦熬了60年，在他看来，胜利后的死亡肯定是最不值得操心的事。
他累了，闭着眼安静地坐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那双手干枯松弛，长满了老人斑，他的锁骨深陷，喉结十分凸出。我看着他的衰老，不由一阵心酸。很久他才睁开眼，说：好了，我的心愿已了，可以走了。小戈，我知道你心里纳闷，想知道这桩秘密。我今天全部告诉你。
我柔声说：曾爷爷，我当然想知道这个秘密，我也要为你的胜利欢呼呢。不过你今天太累了，以后再说吧。咱们先回家，以后再讲吧。
老人说：不，我现在就要讲。我身上抱着的那股劲儿已经散啦，不定哪会儿我就闭眼，我要在死前把这件事告诉你。
曾爷爷转回头低声说：林松，我要走了，不一定还能再来见你，咱俩道个永别吧。不，不对，咱们快见面了，应该说再见才对呀。他大概觉得这个想法很有趣，脸上掠过一波明亮的笑容。我在他身后听着，虽然心中凄然，也禁不住绽出微笑。
我们回到车上，离开公墓。在返回途中，在他的卧室里，他断断续续讲了很多。他的叙述跳跃性很大，时有重复或疏离。不过我总算把他的意思串下来了。下面讲的就是我拼复后的故事。
曾爷爷说，60年前，我在南洋师大教书，业余时间写点科幻小说。不是作为职业或副业，纯粹是一种自娱。我天生是敏感血质，对自然界的奥秘有超乎常人的感受。在我看来，思考宇宙到底是由几维组成，要比炒股赚钱有趣得多。
林松是我的年轻同事，教数学的，教龄不长，工作也不算突出。不过私下里我对他评价甚高，我想他很快就会成为杰出的数学物理学家，因为他有费米的天才和陈景润的执著。那时他一直在研究群论，准确点说，是用群论来诠释宇宙的结构。群论是一种研究“次序”的高等乘法，在19世纪已经奠下基础，那时它没有任何的实用价值，是纯粹的智力自娱。但20世纪物理学家们发现，它描述了，或者不如说是限制了自然的某些运行方式。物理中的弦论认为，宇宙的终极设计很可能是建立在10维空间的旋转群SU(10)上。它可以用一个公式来简单表示，即：
10X10=1+45+54也就是说，10维空间胶合后可能是1、45、54这三个群组成。其中群的划分由群论给出限定，不是任意的，比如说，不可能存在2、43、55这种划分。一种19世纪产生的纯粹抽象的数学，竟然限制了宇宙的基本结构，难怪数学家们自傲地称：数学是超乎宇宙而存在的，是神授的、先验的真理。
不过我不想在群论上多费口舌，它与以后的故事也没有什么联系，把它撇开吧。
我和林松的交往很淡，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我们都把对方引为知己。我们都是超越世俗的，是心灵的跋涉者，在水泥楼房的丛林中敏锐地嗅到了同类。使我内疚的是，正是我的友谊促成了他的过早去世。
顺便说一点，林松那时还没有结婚，并且终身也没有结婚。他孤独地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
那天我到他家，他正在电脑前忙活，屏幕上净是奇形怪状的公式。屋内空旷疏朗，没什么摆设，也有点凌乱。看见我进来，他点点头，算作招呼，又回头沉浸在研究之中。我早巳习惯了他的待客方式，也知道在他工作时尽可进行谈话，他是能够一心两用的。我说：“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给我推出一个公式。”
他没有回头，简短地说：“说吧。”
“这件事可不是一两句能说请的，估计得半个小时。”
“说。”
我告诉他，我这些年在探讨“科学进步”和“科学灾难”的关系，积累了很多资料，已经得出几条结论。我认为，科学在促进人类进步的同时，也必然降低灾难发生的门槛，加大灾难的强度。比如：人类开始种植业的同时就放大了虫害，开始群居生活的同时就放大了灾疫；医学的进步降低了自身免疫力，工业的发展加大了污染，等等等等。这些进步和灾难由于内在的机理而互为依存，不可分割。无论什么时候，无论科学发展到多么高的水平，人类都不要奢望会出现“干净的”、不带副作用的科学进步。我的观点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1、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灾难的绝对值必然越来越大；2、正负相抵的结果应该是正数，也就是说，进步应该是主流(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一点是正确的)；3、进步和灾难的量值之间有一个相对确定的比值，不妨命名为何慈康系数。
我交给他一张图(见图1)，横轴是时间轴，纵轴是进步或灾难的量化指标。区域内有两条剧烈震荡的曲线，下面一条是灾难线，上面一条是进步线，总趋势一直向右上方伸展；两者永远不会相交。两条曲线上对应点纵坐标的比值就是我所说的何慈康系数，它大致在0．62—0．78之间。
图1我对林松说：这两条曲线从宏观上看很简单，但微观变化十分复杂。进步和灾难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正反馈、负反馈、深埋效应、爆发效应、滞后效应、群聚效应等。我这儿有详细的资料，是我10年来积累的，希望你根据这些资料凑出数学表达式。
林松这会儿才扭过头，说：可以。大概要七天时间，七天后你再来。
我知道再对林松说什么是多余的，但忍不住又说两句。我说：你当然知道，我希望得到的不是一个经验公式，而是能反映事物深层机理的精确公式，能用它来预言今后的趋势，比如说，预言10年后第一季度何慈康系数的精确值。
林松看看我，简短地说：我知道。七天后来。
我回去开始耐心地等待。我相信林松的才华和直觉，相信他能成功。各种科学公式无非是两种方法取得：分析法和综合法。分析法是深入研究某个事物的机理，然后根据已知的机理演绎出数学公式。综合法是根据大量的统计数字，试凑出经验公式，它只能对事物的规律做近似表达。但对于那些有惊人直觉的大师们来说，他们凑出的经验公式常常恰好表达了事物的内在动因，因而上升到精确公式，开普勒的三定律就是典型的例子。
我希望林松得到的就是这样的公式，使我能够预言任一时间段的何慈康系数的精确值，我相信这对人类发展的宏观控制大有裨益。
七天后他把我叫去，说，已经找到那个公式。他在电脑上打给我，公式中净是奇形怪状的数学符号，我如看天书。林松简捷地告诉我，推导中利用了一些群论知识，一些碎形几何的知识，还有其它一些高深的数学。他说你不用了解这些，你只用学会代入计算就行了。你看，我根据这个公式做出的曲线，几乎与你的原曲线完全吻合，除了极个别的点，但那些点肯定是坏值(是你因为疏忽而得出的错误数据)。这个公式是很“美”的，一种简谐的美，所以，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就是你所要求的精确公式。我比较了理论曲线和我的统计曲线，除了个别坏点，两者真的完全吻合。对于公式的“简谐的美”，我缺乏他的鉴赏力，但我相信他的直觉。我说我很满意，现在，能否用这个公式来预言，比如60年后即2068年的何慈康系数?这个“60年”是我随口说出的，我绝对想不到它恰好对应着这条曲线上的拐点，并引发此后的风风雨雨。林松说：噢，这个公式刚刚得出来，我还没有做这样的计算。不过很容易的，把数据输进去，半个小时就能得出结果。他啪啪地把必要的参数输入电脑，电脑屏幕上开始滚动繁复的数据流。
在等待结果的空档，我们交谈了几句世俗的话题。我看看屋内凌乱的摆设，说；你该找个爱人啦。他说：你说得对，我并不是独身主义者，但很难找到一个耐得住寂寞的女人。我叹息一声：没错，做你的妻子是很困难的职业。你应该学会扮演两种身份：理性人和世俗人，学会在两种身份中自由转换。他说：你说得对，但我恐怕做不到，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屏幕停止滚动，打出后60年的曲线(见图2)。林松回头扫一眼，脸色立即变了。因为在横坐标为2068年的那处，灾难线有一个很陡的拐点，然后曲线陡直上升，超过进步线。也就是说，在这一点的何慈康系数不再是0．62--0．78之间的一个小数，而是一个天文数字，趋近于正无限。我笑着说：哈，你的公式肯定有毛病，绝不会出现这个峰值的，果真如此，人类社会就会在一宿之间崩溃啦。林松皱着眉头看着公式，低声说：我验算一下，你等我通知。
图2我回到家，心想他的验算肯定耗时很久。因为从曲线趋势看来，错误不是小错，而是根本性的。据我的统计，何慈康系数若小于0．65，社会就呈良性发展；大于0．7，社会的发展就会处于困境。若大于0．75，社会就会倒退恶化乃至逐渐崩溃。何慈康系数绝不会大于1的，何况是他得出的天文数字!那将意味着：核大战、人类医疗体系崩溃、道德体系坍塌、超级病毒肆虐，甚至大陆块塌陷、月地相撞……如此等等在同一个时刻叠加。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即使一个智力平庸者也会断定其不可能。我惟一不解的是，以林松的智力，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还有，如果它是根本性的错误，为什么与2008年前的曲线却那么符合?
第二天凌晨四点钟电话就来了。他的声音嘶哑低沉：
“来吧，我已经有确定结果了。”
我匆匆起床，赶到他那儿。屏幕上仍是那个陡直上升的曲线，就像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倚天魔剑。他脸色苍白，眼窝深陷，身上散发着一种不可言传的、但又分明存在的不祥气息。他极为简短地说：
“己验算过，没有错误。”便不再说话。
我暗暗摇头，开口说：“你……”我想说你是否再验算一下?但把这句话咽回去了。对于他的为人和性格，这句话不啻是侮辱，他绝不会再把一个有错误的公式摆出来让我看的。
但我仍然断定他错了。我并不轻信“人类社会的发展永远向上”这种武断的盲目乐观，但至少说，在人类走下坡路前会有明显的征兆，而且绝不是在60年之后，也许6000万年后再来考虑这个问题也不算太晚。我钦服林松的学术功力，但天才们也会犯低级错误。牛顿在给家里的猫、狗做门时曾做了一大一小两个，他忘了猫也能从大洞里进出；费米曾用传热学公式算出来，窗户上根本不用做棉帘子，因为它的隔热效果非常有限。多亏妻子没听他的话，最后发现是他看错了一位小数点……我收住思绪，考虑如何尽量委婉地指出他的错误。我笑着说：
“历史上曾有一位天文学家，计算出一颗小行星马上要与地球相撞，他不愿看到人类的灾难，当晚就自杀了，后来才……”
林松口气硬硬地说：“那是他算错了。”
他的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我没算错。我打着哈哈：“恐怕你也有错误吧。60年!这么短的时间……”
“是60年，至迟在2068年11月24日灾难就会大爆发。”
“那正好是我100岁的生日!”我叫道，“当然，我不会活到100岁，但你应该能活到那个岁数的。”
“我不想看到那一天。”
我打了一个寒颤。他的话里分明有冰冷的决心。我暗地里骂自己，还扯什么自杀的天文学家哟，实在是蠢极了，我不提这个话头，他已经有自杀的打算了!这不是开玩笑，因为我知道他对数学的信仰是多么坚定。我记得，他曾给我儿子讲解过圆锥曲线。他说，圆锥曲线是一千八百年前一个数学家心智的产物。他拿一个平面去截圆锥曲面，随着截取角度的不同，能得出圆、椭圆和抛物线。后来天文学家发现，这一组曲线正好对应着行星彗星绕恒星运行的轨迹，随着引力和运行速度的比值变化，它们分别呈圆、椭圆和抛物线运动。这些事实每一个中学生都知道，但你是否想过，为什么恰恰一组圆锥曲线与行星运行方式一一对应?比如说，为什么行星不按立方抛物线运行?是什么内在机理使“截取角度”和“引力与速度比值”这两组风马牛不相及的参数建立了联系?一定有某种机理，只是至今它还深深潜在水面之下。不妨再引申一点吧。圆锥曲线还有一个特例，当截取角度与圆锥中心线平行时，得到的是从一点出发的两条射线。至今还没有发现哪种星体的运动轨迹与此相符，但我敢预言，一定有的，由于那个内在的机理，将来一定会发现这种特例。数学是先验的永恒真理，是大自然的指纹，物理学家只能做数学家的仆从……
那时儿子听得很入迷，我也听得津津有味。我不一定同意他的观点，但我佩服他对数学近乎狂热的信仰，佩服他在数学上的“王霸之气”。不过，这会儿我开始担心他的狂热了。
因为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今天这个公式同样是先验的真理，社会崩溃一定会“按时”出现(不管从直观上看是如何不可能)。他不愿活着看到人类的浩劫……我沉下脸，直截了当地说：“听着，我要告诉你。我一向信服你，但这一回你肯定错了。你的公式……”
“我的公式没错。”
我恼了：“你的公式要是没错，那就是数学本身错了!”这句话说得过重，但既然说出口，我干脆对它作了个延伸发言，“我们曾认为数学是上帝的律条，但是不对!数学从来不是绝对严密的逻辑结构，它的建基要依赖于某些不能被证明的公理，它的发展常常造成一些逻辑裂缝。某个数学内可以是逻辑自洽的，但各个数学体系的接缝处如何衔接，则要依靠人的直觉。著名数学家克莱因曾写过一本《数学，确定性的丧失》，建议你看看这本书。就咱们的问题而言，你的公式肯定不如我的直觉。你……”
林松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我想你该离开了，我还想再来一次验算。”
那些天我一直心神不宁，我不愿看着林松因为一个肯定错误的数学公式枉送性命。晚上我总是到他家，想令他的想法有所改变，但我总是无言地看他在电脑前验算，到深夜我再离开。我知道，对于林松这种性格的人，除非是特别强有力的理由，他是不会改变观点的，但我提不出什么强有力的理由。林松已完全停止原先对群论的研究，反复验算那个公式。从这点上，也能看出这个公式在他心目中的分量。他的表情很沉静，不焦不躁，不愠不怒。越是这样，我越是对他“冰冷的决心”心怀畏惧。 我已对人类发展有十几年的研究，自信对人类社会的大势可以给出清晰的鸟瞰，不过在此刻我仍愿意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我走访了很多专家：数学家，未来学家，物理学家，数学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当然也少不了社会学家。所有人对“60年后人类社会就会崩溃”这种前景哈哈大笑，认为是天方夜谭。只有一位生物社会学家的观点与之稍有接近。他说：地球上已发生无数次的生物灭绝，科学家们设想了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该物种的生态动力学崩溃。生物的进化(也包括社会的进化)都是高度组织化、有序化的过程，它与宇宙中最强大的机理——熵增定理背道而驰，因而是本质不稳定的。这就像是堆积木，堆得越高越不稳定，越过某个临界点必然会哗然崩溃。生物(包括人类)属于大自然，当然不能违背这个基本规律。
他的解说让我心中沉甸甸的，但他又笑着说：“不过，这当然是遥远的前景，可能是1亿年后，可能是10亿年后。至少现在看不到任何这类迹象，要知道，积木塔倒塌前也会摇晃几下的，也有相应的征兆啊!”他哈哈笑着，“告诉你那位朋友，最好来我这儿进行心理治疗，我不收费。”
他们都把林松自杀的决心看作一出闹剧，而我则惊恐地听着定时炸弹的嚓嚓声在日益临近。七天之后，林松对我平静地说：他又进行了最严格的验算，那个公式(包括60年后的崩溃)都是正确的。我哈哈大笑(但愿他没听出笑声中的勉强)，说，那好吧，咱们打个世纪之赌，你我都要活到那一天——对我来说很难，要活到100岁呢，但我还是要尽力做到——咱们看看谁的观点正确。说吧，定什么样的赌注?我愿意来个倾家之赌，我是必胜无疑的……
林松微笑道：“时间不早了，再见。”
第二天林松向学校递了长假，驾车到国内几个风景区游玩。临走前告诉我，他不再想那件事了，有关的资料已经全部从电脑中删除。我想，也许走这一趟他的心结会有所释放。但我错了，一个月后传来他的噩耗，是一次交通事故。交通监理部门说，那天下着小雨，刚湿了一层地皮，是路面最滑的时候。他驾车失控，撞到一棵大树上。不过我想，这不是他真正的死因。
曾爷爷的叙述远没有这样连贯，他讲述中经常有长时间的停顿，有时会再三重复己讲过的事。而且越到后来，他的话头越凌乱，我努力集中精神，才能从一团乱麻中抽出条理。他累了，胸脯起伏着，眯着眼睛。阿梅几次进来，用眼色示意我：该让老爷子休息了。我也用眼色示意她别来干扰。不把这件事说完，老爷子不会中断的。
曾爷爷说，林松死了，剩下我一人守候着这场世纪之赌的结局。我当然会赢的，只要神经正常的人都确信这一点。但有时候，夜半醒来，一阵慌乱也会突然袭来：林松说的会不会应验?他是那么自信，他说数学是上帝的律条，大自然的指纹，数学的诅咒是不可禳解的宿命……直到我活到百岁诞辰，我才敢确切地说：我赢了。
曾爷爷总算讲完了，喃喃地说：“我赢了，我赢了啊。”我适时地站起来说：曾爷爷，你赢了，这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现在你要好好休息一下，晚上还有一个盛大的寿宴呢。
我在寿宴上再为你祝贺。 我扶他睡好，轻轻走出去。阿梅对我直摇头，说老人家的心思可真怪。他真是为了那个世纪之赌才强撑到100岁?还有那个林松，真是为一个公式去自杀?都是些不可理喻的怪人。
我没有附和她，我已经被曾爷爷的话感染了，心头有一根大弦在缓缓起伏。
宴席备好了，我让机器人管家服侍老人起床。管家少顷回来，以机器人的死板声调说，何慈康先生不愿睡醒。斗斗立即跳起来，说；老懒虫，我去收拾他，老爷爷最怕我的。他嚷着蹦跳着去了，但我心中突然咯噔一下：管家说的是“不愿睡醒”，而不是“不愿起床”，这两种用词是有区别的，而机器人用词一向很准确。我追着儿子去了，听见他在喊“老懒虫起床”，他的语调中渐渐带着焦灼，带着哭腔。我走进屋，见儿子正在摇晃老人，而曾爷爷双眼紧闭，脸上凝固着轻松的笑意。
曾爷爷死了，生活很快恢复平静，他毕竟已经是百岁老人，算是喜丧了。斗斗还没有适应老爷爷的突然离去，有时追着我和阿梅问：人死了，到底是到什么地方去了，还会不会回来……不过他很快就会把死者淡忘的。
只有我不能把这件事丢下。曾爷爷的讲述敲响了我心里一根大弦，它一直在缓缓波动，不会静止。我到网上去查，没找到有关那个公式的任何资料。那个水花已经完全消失在时间之河里。在造物主眼里，什么惊心动魄的事件都可一笑弃之。但我不死心。我忆起曾爷爷说他咨询过某位数学家，那么，他该是带着公式去的吧，应该把它拷进笔记本电脑吧。我在阁楼里找到曾爷爷的笔记本电脑，是2006年的老式样，盖板上落满浮尘。在打开电脑时免不了心中忐忑，60年了，电脑很可能已经报废，那么这个秘密将永远失落在芯片迷宫中。这个公式直接连着两个人的生生死死，千万不要被湮没啊。还好，电脑顺利启动，我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那个怪异的公式。我看不懂，不过不要紧，总有人懂得它吧。
我辗转托人，找到一位年轻的数学才俊。那是个眼高于顶的家伙，听我说话时总是带着居高临下的晒笑，似乎我是不该闯入数学宫殿的乞丐。但在我讲完两个人的生生死死之后，这家伙确实受了感动。他慨然说：“行，我帮你看看这个玩意儿，三天后，不，一个星期后你来。”
但实际上是整整一个月后他才得出明确的结果。他困惑地说：这个公式确实没有任何错误，它与这些年的统计资料(包括林松死后这60年)非常吻合。但奇怪的是，只要从任一点出发向后推算，那么一段时间后灾难曲线必然出现陡升。这段时间近似于定值，在60·65年这么一个很窄的区间内波动。似乎公式中的自变量已被消去，变成一个近常值函数，但公式又是绝对不可化简的。也许能用这句话来比喻：这个公式是“宇称不守恒”的，自后向前的计算是正常的，符合统计数据和人的直观；但自某点向后的计算则会在60年后出现陡升，完全不合情理。两个方向的计算很奇怪地不重合，就像是不可重返的时间之箭。
“我没能弄懂它，”他羞恼地说，“它的深处一定藏着什么东西，今天的数学家还不能理解。也许上帝是透过它来向我们警示什么。”这家伙最后阴郁地说。
我把曾爷爷的墓立在林松的墓旁边，我想，在这个寂静的公墓里，在野花绿草覆盖的地下，他们两人会继续探讨那个怪异的公式，继续他们的赌赛，直到地老天荒吧。
我把两张曲线图分别刻在两人的墓碑上。曾爷爷的图里，“进步”和“灾难”互相呼应着向右上方伸展，但灾难永远低于进步。我想，这足以代表曾爷爷的天才，他以极简单的曲线精确描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以自己的直观胜过数学家的严密推理。林松的图里，“灾难”从某一处开始，像眼镜蛇似的突然昂起脑袋。我想，这也足以代表林松的才华。他以这个怪异的公式给我们以宗教般的隐喻：人类啊，谨慎吧，泼天的灾难正在“明天”，或“明天的明天”等着你们哩。
曾爷爷赢了，但林松也没输，在不同的层面上，他们都是胜者。
尾注：曾爷爷提出的“何慈康系数”已被经济学家、未来学家们所接受，他们正热烈讨论，如何在允许范围内尽力降低该系数的值，就像工程师在热力学定律的范围内提高热机的效率。
